近年来，中国越来越强烈意识到必须争夺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。

从外部环境来讲，当然是中美对抗加大了中国的忧虑感。从航空轮胎、轴承钢到光刻机，这两年中国更加清醒认识到，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屡屡被美国“卡脖子”。

除了应对中美科技脱钩，世界处于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这一预判也在指导中国的战略方向。

现在全球处于信息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更迭期，新的经济模式和产业格局都尚未定型。

一旦爆发新的科技革命，必然意味着现有体系、规则、框架、标准的颠覆和再造。

这更加让中国坚信数字经济提供了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。
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标准化的重点是5G、人工智能和物联网。

华为扎根5G领域让中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先占领市场，你就能在主导标准制定上占得先机。

华为在5G“标准必要专利”提交者中位列第一，占比达到了20%。就算华为被排挤出5G，别的企业照样还是标准中的华为专利买单。美国商务部也不得不后退一步，允许美国企业和华为合作制定5G标准。

所以，中国除了在国内整合标准，还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增强中国标准的影响力。

比如2019年，推动8项中国标准转化为蒙古国家标准，232项中俄民机标准纳入标准互认目录，与巴西标准局开展中巴工程机械标准化合作。

而在人工智能领域，中国意识到自己占据了大数据收集的优势。

虽然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优势巨大，而中国市场规模比美国更大，数据收集也更容易。大数据集对算法至关重要的，黄奇帆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算法是人工智能的魂，但它要变得有灵气，就需要大数据不断地喂养。

还是拿“一带一路”举例，中国建立了“一带一路“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，实现35个“一带一路“国家、5个国际和区域标准化组织的标准信息检索。

此前中国在标准国际化方面一直参与度不高，近年来也变得异常活跃。

中国近年来在ISO、IEC的提案年度增长率都达到了20%左右。在2019年，中国新提交ISO和IEC国际标准提案共238项，其中ISO提交150项，IEC提交77项， ISO/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（JTC1）提交11项。

此外，中国还向ITU提交了830份与有线通信规范有关的技术文件，数量居全球首位，超过了后面三个国家韩国、美国、日本的总和。

在这些国际组织中，中国的影响力也大为提高。截至2019年底，中国已承担ISO、IEC技术机构主席副主席73个、秘书处88个。2020年1月，原华能集团董事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正式出任IEC主席。

不过，标准的数量上去了，还只是一个开始。

国际标准的制定其实是自愿的、基于共识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们也必须是被市场认可的、可以高效协作的优秀标准。

关键还是要看标准的质量，质量上去了，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标准的影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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